從“師德”、“師風”說開去

從“師德”、“師風”說開去 在奮斗中學全體教師會的演講 潘 涌 開頭語： 一個退休教師給這么多在崗教師講師德、師風，有點班門弄斧。不過，華羅庚說過：“要想弄斧，必到班門”，也就是說，下棋要找高手，耍刀要找關公。當年華羅庚去美國講學，專門講美國的長項自己的短項：矩陣幾何、偏微分方程、多復變函數。這是一種謙虛，因為他是去美國取經去了。我今天也是向老師們取經來了。 五年前，我曾和老師們談過學術修養問題，談及教師的教學能力、研究能力和自學能力。今天，應學校之約，重點談談師德和師風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問題。 什么是“師德”？“德”在中國政治哲學里至少有三千年歷史了。古人講所謂“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以“立德”為第一。“師德”即講教師要“立德”。“師德”二字出自《漢書·禮樂志》：“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意思是有深法眾德，故能生育眾人，久有善名，其容甚敬。我們今天講的師德與原詞有所變化，但含義還是類似的，有師德，守師矩，能教出莘莘學子的教師，必然享有美名，受人尊重。 什么是“師風”？“師風”的本義是指教師的風度。今天，“師風”這一概念的外延擴大了，它包含了教師的行為規范、風格特色、教學張力等等。 師德和師風分開來是兩個概念，合起來是一個問題。還是那句老話：“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還是一個舊命題：教師首先要對自己負責，同時要對學生負責。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校園內孔子雕像旁一塊石碑上刻的那十二個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立”，是立得住，站得穩；“達”，是行得通，做得到。教師自己立得住、站得穩了，再要求學生也立得住、站得穩；教師自己行得通、做得到了，再要求學生也行得通、做得到。而要想做到“立”、“達”，就得有本事。近代作家王統照在《荷蘭鴻爪》一文中說，“猶太人憑自己的本事能在世界各地站得住、站得穩。”……大家知道，許多師范院校的校訓就詮釋了這一道理。如北師大的校訓先是“師垂典則，范示群倫”，后改成“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內師大的校訓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漳州師院的校訓是“學高為師，德高為范”。什么叫“師范”？“師”是學習，“范”是榜樣，“師范”就是學習榜樣。當然，校訓中的“師”變成了名詞。 以上算是幾個解詞，也算是一點理論。下面圍繞師德、師風這一大命題，講七個小命題。我把師德與師風揉合在一起，把教學與教育揉合在一起，把授課與做班級工作揉合在一起，既說“師德”，又說“師風”，更多的是漫談一些相關的話題，這就是所謂“說開去”。 一、勤奮與浮躁 勤奮應該成為一個人的本分。不管天老地荒（時間），不管天涯海角（空間），不管天昏地暗（局勢），都要勤奮。因為只有“學而不厭”，才能“誨人不倦”。這八個字被許多人誤解了：認為“學而不厭”是針對學生說的，“誨人不倦”是針對教師說的。其實，《論語》里這兩句話都是針對老師說的，或者說是孔子針對自己說的。教師要先有“學而不厭”的收入，才會有“誨人不倦”的支出。要想支出多，首先要收入多。而要想收入多，唯有勤奮。我這個人笨拙，記憶又差，但我勤奮，我是靠“勤”來補“拙”的。我至今每天讀書三萬余字，每年讀書三十多本。我深知讀的東西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無知。（最近熱播的電視劇《鄭和下西洋》）中鄭和對明成祖朱棣說了一句話：“在大海里走得越遠，越感到世界是無邊無際的。”朱棣后來又對鄭和說：“各國給大明進貢的東西越多，我越感到空虛。”（大意）這兩句話很有深意，很富哲理。為此，我請名家為我刻了一枚閑章“書到用時方恨少”，蓋在我四千多冊藏書的扉頁上激勵自己。我有各種工具書 67 種，還覺得不夠用。我記性不好，就作圈點，作批注，作摘錄，作筆記，以便需要性查閱。我曾經給一張小報寫過一篇教學隨筆，題目叫《眼睛和嘴巴》。從當前“眼球經濟”重于“嘴巴經濟”說起，即一個人花在眼睛上的錢（如旅游、著裝、化妝、照相、攝像、影視、裝飾……“飽眼福”之類的消費）遠遠多于花在嘴巴上的錢。由此聯想到讀書與教書的關系。上帝既然給了我們兩只眼睛，一個嘴巴，那就是告訴我們應該“重眼睛，輕嘴巴”，換句話說，就是“看兩次，說一次”。“看兩次”即多讀書，準備一桶水；“說一次”即要說好、說精，說出一杯去掉渣滓的純凈水。所以，教師要勤奮，多學多看；要精煉，少說、說精。下面我給大家舉一個勤奮鉆研的例子，這不是一個常例，而是一個非常時期非常怪異的特例。說的是文革中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于道泉的故事。（這個人應胡適之邀從倫敦大學回北大任教，這個人 1924 年陪同泰戈爾訪華并任翻譯，這個人為學藏語住進了雍和宮，人稱“于喇嘛”。）系里開批判會批判他整整三個小時，他卻一邊閉目沉思，一邊用手拔自己的胡子。主持人說：“大家幫助你三個鐘頭了，你也表個態，說幾句嘛！”他頗感驚訝：“什么？幫助我。三個鐘頭了？對不起，我一句也沒聽見。”原來，這三個鐘頭他一直在琢磨“一語對多語”的翻譯機械化問題。有一個成語叫“法出一門”，這個“門”就是勤奮。蔣經國有一句名言：“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后悔。”我送大家一幅疊字聯：“終日忙忙，不甘碌碌；常年辛辛，不嫌苦苦。”與勤奮對立的是懶惰和浮躁。懶惰且不去說它，只講介乎勤奮與懶惰之間的浮躁。因為浮躁已成了當前全國各行各業自上而下的一個通病。浮躁是輕浮、空泛、投機，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變相懶惰，是一種嚴重影響國家形象、經濟建設、學術研究、教書育人的丑陋行為。大而言之，欺人騙世的數字政績，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興師動眾的層層驗收，言過其實的宣傳語言，形形色色的文字炒作……中而言之，毫無理性的大學升級，數學家劉克峰稱為“魔鬼式的考試技巧訓練”。高考內容的反復無常，中小學教改的花樣翻新（這一層我不便細說……），博士院士的造價作秀（最近浙江大學一副教授論文剽竊被國外揭發，轟動了海內外，結果是本人被開除，浙大校長作檢討，教育部長作反省。）小而言之，一切活動都冠名“工程”，一切行動都說成“打造”，“氣氛”一律說成“氛圍”，“觀念”一律說成“理念”（好象“氛圍”、“理念”顯得高雅）；成語嚴重變形變味，止咳藥廣告是“咳不容緩”，洗發液廣告是“一瓶如洗”，賣石頭標牌上寫著“石全石美”；分明是“五一”七天長假，最近突然變成了“ 3+2+2 長價”，我至今不懂什么是“非常 6+1 ”、“幸運 52 ”。（是一周、一年？）至于網絡語言就更離譜了：梅花的“梅”突然變成了早已死亡的“呆呆”，而且意思也變成了呆頭呆腦；當明亮講的“冏”（ ji ǒ ng ）居然變成了“囧”。像一個人口大開、眉下垂，哭喪著臉，意思也變成了郁悶、無奈、悲傷。剛剛學會了“人肉搜索”，又出現了“阿爾法女孩”；剛剛弄懂了“甲殼蟲”（用私家車做廣告），又出現了“考碗族”。英語、粵語、上海話、客家話雜揉在一起，不倫不類，不知所云；“非誠勿擾”、“過把癮”、“趟過男人河的女人”等大腕影視片名，讓人莫名其妙，如墜五里霧中。所有這些，影響了中國的形象和國家的建設，搞亂了中國人的思維定勢和道德法則，污染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純潔心靈和中國語言文字的豐富內涵。打個比方，他們都象椰子樹，雖然長得快，樹干高，但根底淺，經不住風雨洗禮，所以大家去海南看到的椰子樹幾乎都是東倒西歪的，遠不像香樟樹，長得雖慢，但根扎得很深，年代愈火愈結實，而且有香味，能防蟲。 老師們，我們要經得住寂寞，耐得住艱辛，大家記一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要勤奮，不要浮躁。不想勤奮就想獲得聲譽，不想奮斗就想超過別人，那就象《百喻經》中說的，不蓋一、二層樓就想蓋第三層一樣，那是“空中樓閣”。大家再記一句話：“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虛作。”《九章·抽絲》用一個故事結束這一節：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五十來歲已老氣橫秋，然而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卻愛上他并嫁給了他。學生柏拉圖問：“老師，您是怎么樣把小姑娘追到手的？”蘇：“請看天上的月亮吧，你越是拼命去追它，它越是不讓你追上；而當你一心一意地趕自己的路時，它卻會緊緊地跟隨著你。”老師們，當我們一生勤奮，一心一意做好我們的本職工作，趕我們的路時，榮譽、幸福就會相隨而來。 二、謙虛與驕傲 謙虛是一種美德，但謙虛如果只注意表面修飾的話，就變成了虛偽；驕傲是一種丑陋，但如果擯棄掉蔑視別人的弊病后，剩下的就是“自信”和“才干”了。而自信和才干是一種力量。國學大師錢鐘書十分謙虛，不接受任何獎勵，不會見任何記者；著名醫學家鐘南山說，我是個醫生，我想用更多的時間去查房、會診、教學、研究；計算機專家王選生前說過，“我當院士是過去時，現在卻搞成了現在時，甚至是將來時，而諾貝爾獎永遠獎勵現在時”；女排主教練陳忠和最近卸任了，他仍然是一臉笑容，一身從容，談及執教八年的成績，僅僅八個字：“過去的事，不提也罷。”當教師的更要謙虛，更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溫家寶總理有一次在同濟大學演講，要同學們“仰望天空”，要同學們“止于至善”（《禮記·大學》），我們要永不滿足，要達到最高境界。 既然說謙虛，為什么又提出驕傲。我說的“驕傲”有另外的含義。先看例子：孔子說“如有用我者，三年其為東周矣！”錢鐘書讀清華時要“橫掃清華圖書館”，還說“整個清華沒有哪一個教授能當我錢某人的導師”，所以他出國去了。國學大師陳寅恪當年說過“我把天下的書都讀了”，他寫的 85 萬字的《柳如是別傳》不允許編輯改動一個字。中國文人中“最后兩條辮子”之一辜鴻銘（另一人是王國維）當年拒絕別人剪他的辮子說“凡欲剪我辜某辮子者，必須用德、法、意、俄、希臘……十幾國語言下哀的美敦書。”這些話看似驕傲，甚至狂妄。但認真看其行動，卻完全是一種自信，是一種宏愿，是一種張力。孔子一生不遇，諸侯如果采納他的政治主張，一年至三年是有變化的。錢鐘書寫《管錐編》同時用了七種文字，引用了千余名作家的上萬部著作，你能說他“橫掃圖書館”是驕傲嗎？陳寅恪被譽為“一部活字典”、“一座圖書館”，他懂梵文、印地文、希伯來文等 22 種語言，失明后全憑記憶寫作，他讓助手從圖書館某架書上取某本書，翻到某頁找資料，準確無誤。最后二十年頻頻出書，兩本隋唐史專著轟動了學術界。你能說他驕傲嗎？辜鴻銘雖然頑固，但他精通十幾種語言卻是貨真價實的。難怪當年許多外國學者來中國說：“故宮三大殿可以不看，但不能不看辜鴻銘”。最近，著名畫家范曾作客“藝術人生”時說自己“略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報任安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主持人朱軍挑戰式地問：“您不怕有人說您驕傲、說您狂嗎？”范曾笑著說：“這不是狂，我是為民族而驕傲！我每天五點鐘起床讀書。我用了八百個小時下決心讀懂康德的“三批判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能說我驕傲嗎？”還有一個典型例子，北京有一位相聲演員叫郭德綱，他自稱“非著名相聲演員”，這個稱謂既謙虛又驕傲，響徹了娛樂圈。他拒絕上中央臺，但照樣轟動，他的相聲段子超過了任何相聲演員。所以，結論是：真正的驕傲是一種淺薄，是一種盲目，是一種無知；而上述例子卻是一種求知欲，是一種責任心，是一種自信力；是一種承諾，是一種才干，是一種深沉。 三、錯誤與懺悔 一位名醫說“操術隨時可誤人”，教書也一樣，難免出現錯誤，誤人子弟。原因：一是任何人都會有知識的“盲點”，二是任何人都可能有小的失誤。愛因斯坦、愛迪生在科研中犯過八大錯誤，世界頂級理論物理大師霍金在世界數學家大會上做報告（ 02 年中國），中科院士、數學教授基本聽不懂。陳寅恪在牛津大學用十幾種中亞古語講東方學和漢學，歐洲眾多學者聽不懂。我念大二時，著名學者余冠英講《詩經》，助手幫他寫了滿滿兩黑板“詩經”篇名，然后他上下左右、縱橫捭闔，講了兩小時，學生們基本聽不懂。這是知識“盲點”。前邊提到的那個辜鴻銘給學生講《晏子春秋》，把“晏”寫成了“宴”，學生給他指出了錯誤，他自我解嘲地說，中國字真討厭，“晏”與“宴”不過是把“日”字上下顛倒了一下，意義就不一樣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主持人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樂”（ l è）讀成了 yu è；著名學者余秋雨把“致仕”解釋成了“做官”，被人指為“硬傷”（致仕即退休，致，歸還。）；紅遍全國的“百家講壇”壇主易中天講楚霸王項羽“力能扛鼎”，把“扛”（ g ā ng ）讀成了 k á ng 。我這個教語文的多年來也讀 k á ng ，錯了。原來讀 k á ng 是指用肩膀承擔物體，如扛鋤、扛槍，讀 g ā ng 是指用雙手舉起重物，如扛鼎。這是“失誤”，所以，教師給學生把知識講錯了，（不管是別人指出的，還是自己發現的）不要回避，不要愛面子，而要勇于糾正，向學生認錯。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說：“課堂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有學生在課堂上對自己說，‘卡斯帕爾教授，你錯了 ，他們讓我吃驚并改變了我的看法。”所以，當教師要有“三不怕”：不怕知識有“盲點”，不怕講錯知識，不怕學生問住自己。當年我把蔣介石故居“豐鎬房”的“鎬”（ h à o ）讀成了 g ǎ o ，我羞愧難言，后來做了糾正，因為我忽略了“豐鎬”是西周國都豐邑、鎬京。園藝學家陳從周一篇 500 余字的短文（《鄭逸梅選集·序》）我讀了兩個小時，數學家丘成桐（菲爾茲獎獲得者）一篇 700 余字的小賦（《杭州會議賦》）我讀了半天還有不懂的地方，自覺汗顏。學生問問題問住老師的事時有發生，老師不要臉紅，更不能生氣，課余解決就行了。一次，一個初中生問我“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是誰？”我當時只記得兩個：埃斯庫羅斯，歐庇里得斯，我告訴他第三個作家名字也是五個字，我明天告訴你。第二天我告訴他是索夫克勒斯。美國百貨零售商的龍頭老大沃爾瑪公司有三個基本信條，其中一個是“太陽落山原則”（另兩個是“十英尺原則”、“尊重個人原則”），即顧客和員工的任何要求必須在太陽落山前得到答復，也就是當天的問題一定要當天解決。現在學生手中的資料、習題多得很，隨便拿出一兩道題問住了老師不足為怪，你不要埋怨學生問偏題、難題，也不能說完“我下去給你解答”以后卻沒了下文。如果這樣，幾次下來你的教學威信就掃地了。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老師是著名學者潘光旦教授，他在《大學一解》中提出了著名的“從游”的師生關系。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大，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他把師生比成魚，教師是“大魚”，學生是“小魚”，大小魚都在學校這個“水”中游泳。雖說是“從游”，但重要的是教師要親自“游”，而且要“前導”。“前導就是示范力量，榜樣力量”，“前導”就是“濡染”效應，“觀摩”效應。教師先游，學生從游，就能達到學習的最高境界：“不求而至， 不為而成”。 教師有了錯誤，糾正就行了，為什么還要懺悔？錯誤是完美的虧損，彌補了虧損仍然完美，甚至更臻完美。但這還不夠，還要深刻反省，還要虔誠懺悔。我為什么會出錯？為什么解不了題？為什么回答不上學生的問題？還不是自己學識淺薄、孤陋寡聞、能力不行？所以懺悔是一種美德，是一種道行（ h é ng ），是一種責任；懺悔是良知的閃耀，是師德的升華，是師風的體現。曾子“日三省吾身”，廉頗負荊請罪，諸葛亮自貶三級，巴金寫《真話集》，勃蘭特（前德國總理）在華沙猶太人墓前下跪，馮·卡門爬上三樓到錢學森辦公室向自己的學生承認學術錯誤……這都是不同形式的懺悔。古今中外這些例子都說明一個問題：任何人都會有錯誤，任何人都不能諱疾忌醫，任何人都要有能撐船的博大的胸懷。 錯誤也罷，懺悔也罷，最終目的是修正錯誤，堅持真理。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北京大學原校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當年堅持計劃生育的真理，在《新建設》雜志上發表《新人口論》，公開與毛主席唱反調，與王亞南辨是非，惹出了大禍。周總理善意地勸他寫個檢討，保他過關。他痛苦地說：“我年近八十，現在孤軍作戰，雖然有我敬愛的領導的勸告，但我也不能放棄真理”。真是一顆“蒸不爛、煮不熟、錘不扁、炒不爆的響當當銅豌豆。” 四、嚴厲與柔情 有一個觀點很奇特：一個好學校如果沒有幾個“殺手”，斷然沒有資格叫名校。這里所謂“殺手”是指有的老師以嚴格要求學生出名，嚴格到不近人情、激怒學生的地步。當年中國科技大學（北京）有“四大殺手”，錢學森、華羅庚都是。錢學森講星際航行概論，期末考試能考整整一天，有的學生被擔架抬出考場，最后，一個班僅僅有兩人及格。華羅庚對學生的簡單提問厲聲訓斥：“這種問題不要拿來問我”。還有一位老師只給學生打 59 分，學生回憶說：“這個老師太殘忍，一分都不肯多給我。”但若干年后，這些學生評價這些老師的種種“殘酷”是“殺人的敬業”。有了當年教師的“殘酷”（嚴厲），才有后來學生們的“輝煌”。大家還記得當年“馬家軍”教頭馬俊仁他也是一個“殺手”，“殘酷”到運動員王軍霞等集體“叛逃”，爆發了“雙十二事變”（ 1994.12.12 ）。我校也曾有過這樣的“殺手”，一位老師站在講桌上監考，不讓一個學生抄襲作弊，甚至和一個學生打了起來。現在我校有沒有這種“殺手”，我不清楚。但教師責任心強，要求學生嚴格，是沒有錯的。有時看似不近人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嚴格總比縱容好。現在的學生難管，但還是要管的。 當然，嚴格中要有方法、技巧，嚴厲中要體現柔情，用過去的詞來說就是“母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四塊糖的故事”很值得我們思考。陶當校長的時候碰到一件學生打架事件：一個男生與另外幾個男生大打出手，有人報告了陶校長。陶校長通知該生放學后（注意：不停學生的課）到校長辦公室。放學后陶因事耽擱，等回到辦公室看見那個學生已經等著他。陶笑著說：“對不起，我遲到了，你很遵守時間，在這里等我”。說著從衣兜里掏出一塊糖，說：“這塊糖獎給你”。這個學生本來是做好了挨訓的準備的，沒想到校長說“對不起”，還給他糖塊，他驚訝地接住糖，不知說什么好。接著陶校長問他打人的原因及過程，學生說，那幾個男生欺負一個女生，我看不慣就動了手。其實，陶已調查清楚了打架的全過程，心中有數了。于是他又掏出了一塊糖給這個學生，說：“你很誠實，沒說假話，再獎勵你一塊糖。”學生靦腆地又接過了糖。陶接著問：“別的男生欺負女生不對，可你首先打人也不對呀！”學生說：“女生是弱者，我是打抱不平。”陶又掏出了第三塊糖說：“你有路見不平勇于相助的精神，很好。再獎你一塊糖。但是，那幾個男生也是你的同學，你可以勸解，不該動手打人，一旦打壞了怎么辦？”學生說：“對不起，老師，我錯了。”這時候陶校長又掏出了第四塊糖說：“好了，我們的談話結束了，你可以回家了，這一塊糖也屬于你。”學生激動地接住了第四塊糖，眼淚花花地離開了校長辦公室。 陶校長的四塊糖是事先準備的，還是隨機應變，我們不去管他。我們贊賞的是他批評教育學生的技巧和效果。有時候我們把學生的錯誤缺點看得過重，批評方法又不對頭，所以往往使矛盾激化，達不到教育的目的。比如學生抽煙、打架、說臟話、惡作劇……這是中學生的常見病。大家想一想，我們當學生的時候有沒有這些毛病？我們當年受老師批評的時候，是一種什么心態？所以學生的一般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計，或者以開玩笑的方式，和風細雨地化干戈為玉帛。 學生有了過錯，教師要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子女或弟妹看待，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包括學生的早戀也是一樣。中國人大附中有一位班主任叫王金戰，他講過一個故事：班里的一個女生最近學習狀態不佳。一天，她主動來找班主任。一坐下，王老師就問：“是不是失戀了。”那女孩很驚訝：“您怎么知道的？”王說：“我也是從你們這么大過來的呀！”女孩說：“我喜歡上一個男生，可他不理我。他說他有女朋友，但我知道他沒有。老師，您說我該怎么辦？”老師說：“那個男孩的確很優秀，你也挺有眼光的。”女孩很高興，覺得老師理解自己。老師接著說：“這個男生更優秀的是，他知道愛護自己，也知道愛護你。他很會處理事情，他知道現在學習很重要，學不好，將來沒前途。他對自己負責，也對你負責，所以他比你更成熟。”下邊，王老師說了一句精辟的話：“拒絕，有時候也是一種愛護。”女孩說：“好像是這么回事。”老師又說：“戀愛的感覺是美好的，最好別捅破。今天好好學習，等高中畢業后，你們都考上了大學，我給你們倆撮合，好不好？”女孩問：“真的嗎？”老師說：“真的，我看你們倆挺般配的。”女孩高興地說：“老師，您真好。”大家看，王老師多會做學生的思想工作，真是“潤物細無聲”啊！ 中學生戀愛是單純的，往往只求今天擁有，不求天長地久。我們不必把中學生談戀愛看成洪水猛獸，但也不能放任自流。當然，最終還得他們自己解放自己，老師提供的只能是建議、幫助、開導。 聽說我校學生戀愛風氣很濃，到底該怎么辦，校長們、老師們、班主任們是會有辦法的。 戀愛是一種誘惑，其實，來自外界的誘惑多得很：影視、網絡、手機、 MP3 、 MP4 ，馬上開始使用的 3G ，輔天蓋地般向我們襲來。誘惑力是何等厲害，殺傷力是何等強大。 五、個性與寬容 人是有個性的，知識分子尤其有個性。我們不能按一個模式要求，不能用統一標準要求，“標準化”不是人才成長的規律。人才，特別是杰出的人才，往往具有鮮明的個性。還以陳寅恪為例，很多中央領導要看望這個“怪人”，但他就要挑選，他見陳毅、郭沫若、見胡喬木、陶鑄，就是不見康生、周揚。因為他知道，前者是和他談學問、談生活的，而后者是向他索取、有所要求的。領導請他去歷史第二研究所任所長，他提出了領導不能接受的條件，被拒絕了。又讓他去中山大學，他又提出“三條件”（不參加政治學習之類），陶鑄對他網開一面，讓他研究他想研究的問題，結果成績卓著，蜚聲海內外。陶鑄稱他是“廣東三寶”之一（另二寶是紅線女、《羊城晚報》），還專門為他在住宅前修了一條白水泥路（照顧他的視力），這就是著名的“陳寅恪小道”。（這條路至今保護著，他的小樓準備開辟紀念館——麻國慶） 當年包九中有一位物理老師叫陸家羲，性格古怪，毛病不少，如他拒不參加校運會裁判工作……包九中不要他，結果外國專家發現了他，他被請到了中科院。 教師也一樣，只要他肯學習，善教書，有成績，工作中、生活中的一些毛病不要過分指責，領導更要寬容。這里我不妨提及我校原來的一名青年教師。他留八字胡，戴太陽鏡、黑禮帽，拄文明棍，當然還有西裝革履，一派紳士風度。學生還給他起了一個不雅的外號（趙油頭）。他性格急躁，和領導吵嘴，和學生打架。生活中他獨樹一幟，在校園里，在小陜壩，大家可以想象是一道怎么樣的景觀。但是，他講課十分精采，深受學生歡迎。現在在包頭依然是名師，我女兒是學語言的，每次提及他都很佩服。所以，你可以看不慣他，卻不能指責他。 政治大事如陳寅恪，生活小事如二位老師一樣，其他如教學手段、教授方法、講課風格一樣，花樣繁多，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各有故事，千萬不能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千篇一律。美國有“說唱教學”、“全身參與”，中國有“瘋狂英語”；歷史學家易中天講兩漢人物時脫鞋做示范，講什么是“跽”（ j ì，長跪，雙膝著地，上身挺直的坐姿），什么是“箕踞”（ j ī j ù，兩腳伸開像簸箕一樣的坐姿），什么是“踞坐”（腳底和臀部著地，兩膝上聳的坐姿。）音樂家陳鋼（《梁祝》作者之一）用一把鉛筆在紙上作曲而不用電腦，他說看著冷冰冰的機器寫不出東西；大作家余秋雨至今不學電腦，照樣年年出書。學者劉文典（ 27 歲任北大教授，當年一怪公開頂撞蔣介石……）在月下講《月賦》（南朝宋謝莊的代表作），學者聞一多在晚上講《天問》，他邊講課邊抽煙，還給學生遞煙，聽眾只剩兩三個照講不誤（戰爭原因），一個學期沒講完一首《天問》，讓學生臧克家終身難忘。章太炎的第一高足，音韻學家黃侃每講到一個緊要地方就停下來說：“這里有個秘密，靠北大這點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請我吃飯。”（開個玩笑，老師們可不能學黃侃，這正像中央臺“想挑戰嗎”欄目的警示語“專業演出，不可模仿”，何況奮中老師的“薪水”夠令人羨慕的了。）其實，這是黃侃“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講課技巧。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金岳霖講課時常常把學生看作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度研究問題，課堂上經常問學生：“你以為如何？”陳寅恪講課喜歡抱一大摞書，讓學生大開眼界。謝冰心講課十分嚴肅，從來沒有笑容。美學家朱光潛講課只看頂棚，語言學家陸宗達講課只看地板，二人就是不看學生。陸的學生許嘉璐講課不看講稿，只看學生……所有這些都是教師的個性、習慣、特點，都是一個個的與眾不同。注意，“與眾不同”有時也是一種美麗。教師既要有自己的人格魅力，還要有自己的藝術魅力、風格魅力。有人說，真正的教學藝術是高科技（如多媒體）無法比擬的，很有道理。《說文解字》頻道中臺灣學者企業家余世維的電腦操作遠不如他的語言技巧和表達能力。結論是：領導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教師要“不拘一格當教師”，還要“不拘一格看學生”。這次人代會上，山東首教育廳長發言，提倡校長要有“書生氣”和“人文氣”，而不要“官員氣”。有了書生氣、人文氣，就會融入學術中，就會改變學校氣氛，就會出現和諧局面。 六、讀書與興趣 當老師的要愛書、買書、借書、讀書。猶太人有兩句格言：“學者比國王偉大”、“書本是甜的”。我家里掛一條幅：“文可醉人何必酒，書能香我不須花。”國家圖書館原館長任繼愈說，國家的任務是脫貧，人民的任務是脫愚。貧而愚會受人欺侮，富而愚的危險性會更大。我們不敢說要“橫掃奮中圖書館”（十幾萬冊書是掃不了的），但人人要養成借書、讀書的習慣，要培養讀書閱報的樂趣。 08 年國家統計國民年讀書率僅為 4% ，人均年讀書 4.58 本（還是實用“充電書”多，如試題、電腦、股票之類，人文書少，文藝書少），而日本人均年讀書 18 本，以色列芬蘭人都是 12 本。兩者一比較，借用趙本山的一句臺詞：“悲哀，太悲哀了。”孟子說“君子有三樂”（“父母但在，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我再加一樂：“得天下圖書而閱讀之，四樂也。”須知，“最有味卷中歲月”。 談到愛書、讀書，我給大家講一個古代女性酷愛讀書的故事。浙江寧波有一座私人藏書樓，叫“天一閣”，是明朝進士范欽建的，藏書七萬卷，距今已有 440 多年歷史。這“天一閣”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私人圖書館，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參觀過這個地方。寧波知府邱鐵欽的內侄女錢繡蕓是一個酷愛讀書的才女，為了得到登天一閣讀書的機會，她托姑夫做媒，嫁給了范家的后代。但她萬萬沒有想到范家家規嚴格而苛刻：不準女性登閣讀書。最后錢繡蕓郁悶含恨而死，臨終前她哭著對丈夫說：“蕓草（指書）既不可見，生亦何為？君如憐妾，死葬閣之左近，妾瞑目矣！”她愿的芳魂與書為伴，了卻了另一種“青燈黃卷”的夙愿。錢繡蕓愛書的故事是感人的，女老師也許更受感染。老師們，愛書吧！讀書吧！教師的學識有了深度、高度和寬度，才會產生教學的精度、量度和質變。韓國家庭藏書 500 本以上的占國民的 93.3% ，是中國家庭藏書數的三十倍。老師們應該多買書，多讀書，應該擁有自己的“天一閣”。再過六天， 4 月 23 日是“世界讀書日”，大家多讀書吧！ 這個命題中的“興趣”不是指個人的生活興趣，如錢學森愛吹小號，愛因斯坦愛拉小提琴，袁隆平愛開小汽車，而是說，讀書要有興趣，做學問要有興趣，教書也要有興趣。興趣往往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國語言學之父”、清華大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另三人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說，他一生做學問是搶著“好玩”的態度，即從興趣出發的他精通英、德、法、日、西、俄多國語言，會說中國的 32 種方言，外號叫“趙八哥”。奇怪的是他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的是數學和物理專業。他對語言的巨大興趣使他成為了一名語言大師，而不是數理學家。趙元任有一個有趣的比喻：對于學術，要懷著“女人對男人的愛”；而對于藝術，要懷著“男人對女人的愛”。意思是搞學術要像女人愛男人那樣有恒心，搞藝術要像男人愛女人那樣有激情。我們當老師的既是搞學術，又是搞藝術（不僅指藝術老師，也指其他老師的教學藝術）；既要有恒心，又要有激情，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恒心。 興趣怎么產生？興趣源于對知識的渴望和執著。陳景潤讀中學時，數學老師沈元一個“皇冠明珠”比喻讓他對數學著了迷（“自然科學的皇后是數學，數學的皇冠是數論，而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一顆明珠”），他執著追求，研究出“ 1+2 ”的“陳氏定理”。這就像孔子說的“我欲仁，仁則至矣”。（我要做好事，好事就到我身邊了。）我退休后給初中生講語文，不用任何教材，完全是自己編寫。往往是從小孩子的興趣出發，啟迪引導他們的愛好。娃娃們愛收藏美女照、名星照，我就給他們講收藏（當然不是馬未都講的專業收藏），講什么呢？講火花、古幣、集郵……僅一節課。講課時我出示了許多實物，讓學生傳閱，他們很感興趣。第二天一個學生拿來一枚“崇寧通寶”讓我看，我又講了幾分鐘宋徽趙佶（ j í），說他不是一個好皇帝，卻是一個好畫家、好書法家。“崇寧通寶”是他的字跡，叫“瘦金體”，是“鐵畫銀鉤”，又說茅盾、溥杰的字就是瘦金體。有一次，我用五分鐘時間給學生講了一個“法”字，他們也很感興趣。“法”字古代有兩種寫法：灋，（ ），一楷一篆。現在法院大堂和法庭中央往往有這么一個字。解剖一下這兩個字：去（ ），去掉邪惡；氵（ 水， ），一碗水端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廌（ ）即“豸”（ zh ì），指獬豸，是古代傳說中的獨角獸。春秋時齊莊公斷案用獬豸“觸不直者去之”。（古代法官戴“獬豸冠”）講完這個古怪有趣的“法”字后，我讓他們記幾個和“法”有關的詞，如法網恢恢、不二法門、法不阿貴、官法如爐等，讓學生從小有“法”的意識。 七、文科與理科 這個命題四年前我曾經給全校學生詳細講過，今天從教師的角度，講另一個側面。 文科與理科是碰撞的。又是相融的。有兩個生動的例子：一個是中科院院士裴鋼與女作家王安憶（《長恨歌》作者，茅盾文學獎得主，茹志鵑女兒）有一次精彩的對話。裴：“科學給人更多的幸福”；王：“科學對藝術是一種侵犯和剝奪。”裴：“網絡先進，代替了會面，代替了書信”；王：“那就沒有了‘有朋自遠方來 的樂趣，沒有了‘家書抵萬金 （杜甫詩句）的親情。”裴：“現代化使人們的衣食住行大為改觀”；王：“吃的好了，得病的卻多了。住的好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疏遠了。出行方便了，交通事故卻增多了。”裴：“分子雙螺旋結構是美，陳省身設計的幾何圖形是美”；王：“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才是美。”（分子雙螺旋結構：兩位英國人 1953 年生物研究中發現 DNA 的結構是雙螺旋。楊振寧在一次學術報告中講到這是二十世紀的大發現，圖形是美。陳省身教授設計“數學之美”掛歷送人。丘成桐講《美麗的數學》，劉克峰（浙大數學中心主任，丘的學生）講《快樂的數學》，這幾篇數學講演稿我這個語文老師也感興趣，剪貼了。）裴王二人一個“發難”，一個“回應”，碰撞得很厲害。最后，當然是握手言和。裴說：“科學家 + 酒 = 文學家，”王說：“文學家 + 邏輯 = 科學家”。中科院院士谷超豪也說過“數學×文學 = 豐富的人生”。注意，等式中的“酒”有熱力，有激動的資料；而“邏輯”思維又是文學家必不可少的。中科院士李大潛說：“科學家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不光要有科學家的嚴謹和專注，還要有詩人的激情和遐想。”前幾天看到一篇報道：華東師大一附中數學特級教師劉定一，教數學已經 38 年，最近從事跨學科名師培養的“通識教育”，給老師們講開了《論語》，他有一篇報告叫《人文與科學的美麗邂逅》，指出許多《論語》研究者注釋《論語》的多處錯誤。以上諸例得出一個結論：科學和文學應該融合、互補，只有這樣，才能沖出“中世紀的黑暗。” 現在是知識經濟形態時期，特別要注意知識交叉、學科滲透、文理互補現象。舉兩個淺顯的例子。一個是大家都學過的《兩小兒辯日》（《列子·湯問》）。兩個小孩子辯論太陽到底什么時候離人近，爭論不休，路遇孔子，孔子也不能決。這篇古文很好講，但講究課后如果有學生問你：“老師，到底哪個小孩兒說得對？”恐怕大多數語文老師跟孔子一樣，回答不上來，這就難免讓學生說你“孰為汝多知乎！”（誰說你聰明啊）一般說來，語文老師講清字詞句就行了，但如果有一位語文老師知識面寬，有一些理科知識，或者請教一下物理老師，問題就解決了。原來這里面有一個光學中的“視差”和“消光”現象。“視差”是：看上方遠，看四方近；日初看的是斜邊，遠，日中看的是直角邊，近。“消光”是：光線亮看東西小，光線暗看東西大；仰視看東西小，平視看東西大。其實，日初、日中同人的距離是一樣的。這樣一講，不僅語文課講清了，涉及到物理知識也講透了，也許因為一篇小古文還會激發學生愛上物理學呢！ 第二個例子是，史書上說舜、項羽、沈約、李煜、王莽等人都是“重瞳”，即一只眼睛里有兩個瞳仁。其實，這是史學家（包括司馬遷）犯的一個低級錯誤。所謂“重瞳”其實是一種眼疾。李敖認為是白內障，還有人認為是瞳孔畸變。我們講《項羽本紀》時，不要簡單地照注解解釋，涉獵一些專業知識，或問一問眼科大夫，就不會以訛傳訛，犯低級錯誤了。所以，我建議文理科老師不要單打一，要互相學習，互相補充，互通有無，爭取做“兀型人才”，即復合型人才，爭取達到前面提到的“通識”。（“兀”中的一橫表示一門主要專業知識），下邊的兩豎表示另外的專業知識，一橫兩豎要融會貫通。（這里只取一種解釋，“兀”還有別的解釋。） 以上雜亂無章地講了七個小命題，說明一個大命題；教師要講師德，教學要樹新風。認真教好下一代，自然樂在其中。我已經老了，不在第一線教書了，但我還在學習，還在關注教育，關心學生。“青春雖已逝，白發不空增，足以慰平生”，“愿老驥雄心，不讓年輕”。我用這幾句詞和大家共勉。 謝謝！ - 19 -